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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俄罗斯贵宾会手机版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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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美军的小伙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戴上了标有“中国制造”的黑色贝雷帽——侮辱性的标签!幸亏有曼祖罗议员的英雄行为,事情才不至于此。曼祖罗先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深受产业外迁政策影响的工业州。美国国防部出于加强预算管理的考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出产的帽子:它们的报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不过在众议院担任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的曼祖罗获得批准,将对这笔交易进行延期审理。于是,两年前由广东某家工厂交付的614,999顶贝雷帽便滞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小件”部门的仓库里,而第615,000顶帽子将长期保存在那位共和党议员的手提箱中。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标志着对来自中国的诸多“祸患”的胜利,而类似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少了。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俄罗斯贵宾会手机版幻想或噩梦,特侓翁以他的乌托邦方式证明,中国的苏醒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来,有两台发动机一直在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动力: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新的市场空间的整合。今天,网络和基因工程正在驱动着第一台发动机,而中国(明天还有印度)则使第二台发动机运转起来。这个国家的巨大使人们联想到,现在面临的形势与以往很多方面都不同。它们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将是强烈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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